生物多样性外部性的基本逻辑与碳排放问题相通：工业发展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，其副产品（如二氧化碳）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（如生物多样性丧失）构成了未被计入成本的外部性，需通过制度设计实现“内部化”。

生物多样性本身对经济和环境具有积极意义，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若不加以重视，极易遭到破坏。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紧密相连——全球气温上升，北极浮冰减少威胁北极熊生存，南极冰盖消融危及企鹅家园，海水酸化与升温则导致珊瑚死亡，进而破坏整个生态系统。

金融作为一种综合性工具，可通过绿色金融等路径，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，将环境成本予以量化和内部化，并以金融安排兼顾多方利益。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已具备坚实基础，光伏、风能配合储能技术能够满足新增能源需求，且成本低于传统化石能源，为实现碳达峰提供了现实可能。

——朱云来 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、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

* 本文为作者在2025年10月24日的“2025外滩年会”外滩圆桌暨《外滩绿色金融报告》发布会“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”上所做的主题演讲。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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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0月24日，2025外滩年会，外滩圆桌暨《外滩绿色金融报告》发布“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"，朱云来发言

生物多样性外部性的基本逻辑

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，我先谈谈自己的一些初步理解，或许有助于我们共同认识这一议题。

从根本上说，世界各国都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，但伴随经济增长，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。自上世纪70年代左右起，人们逐渐认识到工业发展会引发环境问题，而这些环境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。

如今我们已形成共识：工业发展带来的某些影响具有一定的外部性，二氧化碳排放就是典型例子。工业生产本身满足了社会需求，但其副产品——二氧化碳的长期排放却对环境造成了破坏。在传统经济体系中，二氧化碳排放或治理的成本最初并未被纳入考量，这就构成了外部成本。因此，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将这些外部成本“内部化”，这也正是碳排放相关研究和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因。欧盟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前期推动作用，建立了清晰框架。

生物多样性的逻辑与此相通，但角度有所不同：多样性本身对经济和环境都具有积极意义，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若不加以重视，很容易破坏这一生态特征。因此，我们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，进而探索像绿色金融这样的创新路径——既保障发展进程和需求，又能有效保护环境。这本质上是一个科学方法论的问题。

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

现代语境下的生物多样性问题，往往与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。

例如，当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1850年高出约1.5摄氏度。随着气候变暖，北极冰层开始融化，北极熊的栖息地随之减少。虽然北极熊擅长游泳，但无法长期停留在水中——它们只能在浮冰之间进行短距离泅渡。不仅北极浮冰日益减少，南极冰山也在加速消融。倘若南极冰盖消失，企鹅也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，这都是生物多样性受到直接影响的鲜活例证。

此外，大量二氧化碳排放还会导致海水酸化。当过多二氧化碳溶解于海水，其酸性随之增强。同时，气温上升也引发水温升高。海水温度上升、酸度增加，将对热带珊瑚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。而珊瑚一旦死亡，整个依附其上的生态系统都将遭受破坏。这些都是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紧密相连的生动案例。

我们既看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，又进一步认识到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深远影响，这促使我们深入思考：应当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？如何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，切实保护好目前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——地球？

尽管有人正在研究移居火星的可能性，但据我测算，仅单程航行就需近一年时间，若轨道位置不利，甚至可能长达两年。这还不包括运送生活物资和建设居住设施等挑战。因此，我们更应珍惜地球这唯一的生存家园，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出发点。

我们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，借助金融工具——无论是绿色金融还是更广泛的环境金融——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必要成本予以量化和内部化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取得综合平衡，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。

绿色金融与产业借鉴

我们通过横向对比思考：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路径应当是怎样的？从方法论的角度，我们如何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，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，甚至进一步改善生物多样性、优化生态条件？

金融作为一种综合性工具，能够对各种收益与成本进行系统评估和权衡。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例，我们可以建立相应的方法学体系，从而实现多方兼顾。以工业和发电为例：在达成生产目标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将排放降至最低，甚至实现零排放。正是通过这样一套完整的方法论，现代经济发展才能更加科学、高效，实现损失最小化、效益最大化——这也正是我们发展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核心目标。

从系统性实践来看，中国已经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，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。我们相信，通过科学方法的持续应用，能够实现发展与保护的有效平衡。

能源转型与达峰路径

我们对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抱有充分信心。从方法论上看，什么是“达峰”？简单说，如果从今天起停止新建化石能源设施，那么今天就可以视为达峰。因为现有设施消耗的化石燃料总量已经固定、没有新增，随着设备自然折旧淘汰，其耗能排碳量将逐年递减——这既是达峰的科学定义，也符合基本逻辑。

过去存在一种担忧：如果停止新建传统能源设施，是否会导致能源供应不足，进而影响经济发展？如今我们已有足够底气回应这一疑虑。以光伏、风能为代表的新能源，配合储能技术，已能基本满足新增能源需求并逐步替代传统能源。因此，这一目标完全具备实现条件。

中国若率先达成这一目标，其意义极为深远。尽管欧盟曾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，但近期全球新能源发展节奏有所放缓，美国可能已停滞。而中国发电量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一（2024年发电超10万亿度，全球总量30万亿度）。如果中国能成功实现达峰，做出表率，甚至提供实证，将带动全球进程——毕竟中国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碳排放问题得到缓解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中国转向新能源不仅仅只为实现零排放目标，实践正在证明：新能源成本已低于传统化石能源，未来甚至可能便宜一半。这对经济发展显然也具有积极意义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坚定推进这一转型，并对实现目标充满信心。